从“捐”到“税”

　　“捐”，本来是舍弃，放弃的意思，捐款，就是自愿放弃自己对钱款的所有权，将此钱款送给他人。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捐”在历史上发生的巨大的演变，从自愿放弃，献出，变为强制放弃，强制奉献。“捐”成为一种义务，晚清民国时期“捐”“税”并称，捐差不多就是税。

　　清朝的时候，发财的商人要对朝廷进行报效，大概相当于今天企业对国家的赞助捐款，后来成为义务，商人不能拒绝。由于这种报效当时并不叫“捐”，所以这里不去详论。

　　明清，尤其清朝有一种叫做捐纳或捐输的制度，就是要求未当官的读书人或者已当官的官员，出些钱，得到功名，身份，官衔，甚至得到优先录用、晋升的机会，在犯错误后被优先免除处分，优先起复任用，等等等等。这都叫做“捐纳”或“捐输”。这种做法，据说在某些地方也变成强制的，你必须向政府或朝廷交钱，捐输，但朝廷给不给好处作为回报，也未可知。

　　真正将自愿的捐，变成强制的税收，应该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事情。

　　当年洪秀全造反，形势如星火燎原，连大清最富庶的，赋税最多的江南都被占领了。朝廷没有钱去镇压，就想到让全社会捐助朝廷。帮助朝廷度过困难。但完全的自愿捐助显然不足以应付需要，于是，强制性的捐款就开始了，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叫做“厘金”，也叫“厘捐”。意思是捐出商品或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厘金是从地方开始实行的，其收入也由地方支配，首先是用于军费，但也并不完全用于军费。自从有了厘金，地方政府总算有了自己的收入，地方督抚从此掌握了财权。

　　厘捐很快推行到几乎全国。名义上叫做捐，实际上是强迫性的，和税收并无区别，不过仍然叫做“捐”而不叫税。其原因在于，第一，和税收不一样，它并无朝廷的正式立法，并未取得“皇粮国税”的地位和身份；第二，朝廷和地方都承诺，这种捐助是一种临时性的征收，一旦战争结束，厘金也将寿终正寝。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战争结束后，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厘金深度依赖，让它放弃厘金是不可能的。它一直延续到1930年左右。

　　不但厘金不能放弃，后来还有更多的打着捐款旗号的强制征收被发明出来。在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要兴办现代警察，兴办现代教育以及现代实业等，所有需要立即实行的新政，无不需要银子的支持。同样，这时候的清政府也既不开征新税，也不大力举借国债，办法仍然是向社会劝募，希望社会公众慷慨解囊，赞助政府实行新政。于是，“捐”就更加名目繁多了。

　　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旧政权灭亡，但旧政权下种种捐款项目不但未予取消，在军阀割据的背景下，捐的名目和种类比满清时期更为繁多苛杂，终于被叫做苛捐杂税，人们不堪负担，怨声载道。

　　据1923年出版的《中国年鉴——财政·租税》一书 的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各省主要杂捐大概有几百种之多。仅河南省就有四十种之多。这些杂捐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戏捐、花生捐、车捐、瓜子捐、枣捐、猪捐、羊捐、柳条捐。在这名目繁多的杂捐中，有一种捐是针对妓业而征收的，叫做“妓捐”，“花捐”或“乐户捐”。这种娟税有的是针对妓女征收的，有的是针对妓院而征收的。妓捐几乎是当时各省都征收的较为普遍的一种捐，其用途主要是用于当地的警察事业等，说警察是被妓女和嫖客养活的，似乎也不为过。除了妓捐，赌捐也是捐的大宗。

　　1933年出版的许达生的《苛捐杂税问题》，列举的南京政府时期各省苛捐杂税的数目似乎更为繁多，比如广东省的“粪尿捐”，为以前所未闻。该文揭露的广东省的另一苛捐“新婚捐”，就很骇人听闻。文章说，这种捐又叫花轿捐，妇女出阁捐，以女家财富为标准征收。若花轿之外有吹打鼓乐的，则索至百数十元不等，贫家嫁女，至少须纳洋八元或三四元不等。捐局不但有稽查，且与轿夫馆相交结，遇民家嫁女时，轿夫受雇，即暗中通知捐局，女家若不往报，中途必遭留难罚款，轿夫可得四分之回扣。平民就让新娘步行以避勒索，但捐局又定办法，单副嫁妆者缴洋八元， 双副嫁妆十二元。坐轿步行，各从其便，捐则非抽不可。还有针对猪征收的杂捐。母猪与公猪交媾时征收打种捐，母猪产仔时征收猪苗捐，养大后有肉猪捐，从他县运来的猪还有交生猪捐，可谓从猪的受精卵到最后的猪肉都免不了捐。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据说当时就有人写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如前面所举，当时广东有“粪尿捐”。事实上，广东也不是唯一对屎尿征税征捐的省份。从目前一些资料记载看，中国对屎尿课税的官员可能是清末的四川总督奎俊。庚子赔款，四川每年要摊派220万两白银，使四川的“新捐输”以及原有的“捐输”、“津贴”苛派比“正额”多至十倍。总督奎俊罗掘无门，一天“见农民入城担粪，即抽粪税，每担取数文，每厕月取数百文，税至于粪，真无微不至”。就是说，大粪捐是从清末的四川总督开始的。清末开始的粪捐，在民国的一些地方是延续下来了。四川军阀杨森就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在北方，北京市长袁良也拟增收大粪捐，引起掏粪工人的强烈反对，加之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迫使袁良不得不辞职下野。但粪捐很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出现了多个行政当局争夺大粪税的奇事。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属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古语说“九龙治水”，民国时期却是“三局治粪” ，出现了粪政。由此可见苛捐杂税的无孔不入。

　　苛捐杂税，到底苛到什么程度呢？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训令举了一则火柴捐的例子，翔实的数字或许有助于认识苛捐之苛。火柴每小件2400小匣，净重不及35斤、平均制本不到6元。其运往绥远者，除统税外，北平西直门车站收粮货统捐一角，到张家口收火石捐三角六分四厘，剿匪捐二角二分，归绥货捐三角七分八厘，塞北出口入口税各四分四厘八毫，到绥远清源局收清源局捐七分五厘七毫，共计重征一元二角二分七厘三毫。各种苛捐最大的影响是加大了人们的负担；但苛碎的杂捐在征收上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针对不同的捐，就有不同的征收机关和征收人员；而且征收苛捐杂税往往要设立关卡，对交通顺畅也有巨大的不良影响。

　　针对苛繁的杂捐，国民党在统一之后，也曾着力进行整顿。1934年召开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废除苛捐杂税和减轻田赋附加。凡属如下六项不合法捐就要废除，这六项是：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中央收入之来源，重复征收，妨害交通，为一地方之利益对他地方货物之输入为不公平之课税，各地方物品通过税。会议后，各地采取了一些废除苛捐杂税的措施，收到一些效果，如江苏省就裁掉449种，浙江废除457种。全国25省市书面统计表明，总共废除苛捐杂税7201种。但随后抗战开始，政府正税损失，用款孔急，一些地方仍然巧立名目继续征收苛捐杂税，直到中华民国在大陆失去政权。1948年4月，杭州的《东南日报》就发表文章《中华万税》，列举于法无据的种种捐税。“民国万税”或许就是从那时叫起来的。

　　杂捐的特点就是苛细、繁多、琐碎。1934年全国裁撤杂捐七千余种 ，足见苛杂繁碎程度，让人瞋目结舌。今天看来，这种各自为政而随心所欲设立的杂捐，非常缺乏概括力。按照今天的分类，这些捐可以纳入营业税、货物税、行为税、财产税几大类。那些在商品的流通环节或经营过程中征收的，无疑是营业税，厘金的大部分可以归如营业税；那些针对流通中的具体物品征收不同税率的，如米捐、火柴捐、羊捐之类，厘金中的百货厘之类，可以归入货物税；那些针对特定行为征收的，可以归入行为税，如出阁捐，显然是针对出嫁这一行为的捐税，又如妓捐，卖淫是一种行为，征收妓捐当视为是针对行为征税，当然，如果向妓院征收，则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营业税。有些行为税甚至不是针对人的行为征收，而是针对动物的行为征收，如种猪交配的“打种捐”，是向猪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征税；还有如向佛教法事征收的经忏捐，实际上也是行为税，是针对念经这样的行为征收的；如果是针对财产征收，则是财产税，如车捐，磨坊捐等。

　　苛捐杂税在中共新政权建政后，一度被取消。实际上，那时候实行公有制，企业利润和税收没有必要区分，不少税收的名目也取消了。但随着利改税的进行以及后来的税制建设，税收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来。不过，这时候， 税种已经高度概括，因而高度简化，不再给人繁苛细碎的印象。营业税，财产税，消费税，行为税，概括性的税种基本上囊括了以前几千种捐税，有些杂捐被彻底裁撤，但不少杂捐被并入到这几大税种中。人们实际上仍然在负担那些杂捐，但是在非常简练而概括的名义下，人们终于感觉不到它的苛杂了。

　　就像新中国曾经消灭了黄赌毒之类丑恶一样，新中国貌似也消灭了苛捐杂税。当然。情况也不如此简单。即使今天确乎取消了一些杂捐，而且确实并无杂捐一说，但政府以“捐款”的名义强制人们出钱的事，各地仍然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