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税改新方向

　　直接影响1994年税改

　　《21世纪》：这个报告出来之后，除了在思想和社会上影响很大，在政策层面也对1994年税改起了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

　　王绍光：我想不能把它夸大也不能把它缩小。我和胡鞍钢都不是财政专家，是政治经济学者，既考虑经济因素也考虑政治因素，这篇报告关注如何保持中国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不分裂。分税制的想法不是我们提出来的，财政界在19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但在那以前没人把它当回事。

　　《21世纪》：1994年税改分税制的建立，是不是达到了文章里所说的相对理想的状况？对1994年税改之后中国的财政分配体制，事权、财权分配您怎么看？

　　王绍光：财政支出，中央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在整个财政里边的比重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很多人说中国在财政上非常集权，可是跟全世界数字一比，中国财政依然是太分权而不是太集权。

　　分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地区差异太大。上海跟贵州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差别大概是人均收入8倍，到1993年左右大概是14倍。如果继续放权让利，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我最近看到的数据表明，2003、200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已经开始有缩小的迹象，这说明分税制有效果，因为它使得中央政府可以用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方式来促进中西部省份的发展。

　　对分税制抱怨最多的是做农村研究的人。分税制以后，三农问题变得突出，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两年解决农村的问题，取消农业税，费税改革，大量的钱是中央财政支出，如果没有1994年的改革，中央手里没有这个钱，这些改革也不可能成功。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改革是成功的。

　　《21世纪》：分税制之后，有判断认为增长得比较快的税种都分到了中央这一块，地方这一块财力越来越拮据，甚至中西部有一些县乡面临破产的状态。

　　王绍光：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中央财政收入从1994年就是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5%左右，以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从比重上看，不存在中央财力增长快于地方财力的现象。从支出看，中央财政把钱收上来后，必须进行税收返还，具体说就是中央每年要花几千个亿返还给1994年财政改革受损的那些省市，如上海、广东等。把这个减掉以后，中央的财政里边还要拿大量的钱来支持费税改革，取消农业税、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现在大量的改革是中央政府出钱。

　　县级财政确实有很多问题，有70%是赤字型。最近几年中央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解决县级政府财政困难的转移支付项目。解决乡一级财政困难的途径不是给它更多钱，而是把乡级政府承担的很多责任慢慢地转移到上一级政府。

　　原来给县乡两级基础政府的事太多，用它自己的税基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前些年引起广泛注意的农村财政危机在东部几乎没有，西部也不那么突出。东部省份的农村大量的税收的税源已经不是来自于农业税了，而是来自工商税。西部这些基本公共服务，中央转移支付解决了，中部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既没有比较丰厚的工商税的税源，同时也没有中央的比较大的转移支付，所以中部长期有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中，中央政府手里有钱可能更容易解决。

　　新一轮税改取向

　　《21世纪》：总体上1994年税改解决了收的问题，但是在支出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个良好的公共财政体系有待建立。对于新一轮税改的动力与方向，您怎么判断？

　　王绍光：上一轮改革把个人所得税给地方政府，因为当时个人所得税还不是一个丰厚的税源，给地方以后，地方就有积极性去收，中央的征收成本也太高。但是现在个人所得税已经变成很大一块收入了，所以最近几年才把个人所得税让中央和地方分账。

　　我觉得收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关键是收上来以后干什么了。钱支到哪儿有一个排序，早期的基本上就是经济建设，然后才是养军队、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这个比重都不算太高，社保就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