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是被动地接受超收结果,这个问题相对不大。现在的问题是超收常态化了,各个方面已经改为主动追求超收目标,而且追求的比例和差距越来越大。
目前,大家可能更关注的不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收入增长速度,而是脱离了预算控制的这一块,财政的超收带来了机制层面上的推动力,我们应当关注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税收超收的体制根源
为什么财政的超收、税收的超收那么容易?
一般都是把它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的,但还是可以把它归结到体制和机制层面。税务总局现在解释每年财政增收时,大体归结为六个因素:经济增长、物价上涨、税源结构不平衡、区域发展结构不平衡、税收的征管以至于进出口的算账问题。但这些原因都不是中国特有的,所以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2004年许善达局长曾说,从1994到2003年中国的税收征收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1994年的征收率只有50%多一点,到了2003年就已经到了70%。后来国家税务总局在做“金税工程”二期工程实施效果分析时又提到另一个征收率,即单讲增值税的征收率。它的提升速度就更快了,1994年时是50%多,1996年的时候是45%左右,到了2004年就已经上升为85%。
通俗地讲,税收收入一定是根据现行税制收的,但是在收的过程中依靠两个因素,一是这套税制是怎么规定的,二是税务局也就是操作这套税制的人的能力如何。这些年税制没有变,但是人的素质、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提升了,同样一套税制就能收来更多的税。这条是非常特殊的因素,税务局手中的征管空间很大,它可以在征税本领提升之后多收税。问题是,这个空间从哪儿来的?是现行税制提供的。这个空间为什么那么大呢?世界各国的税收征收率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美国也只是80%多,在1994年现行税制出台时的征收率太低了!原因在哪儿?这和当时设计现行税制时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背景是中国政府急于增加收入,当时税制设计有一个原则,叫维持原有税收收入水平不变,略有增长。第二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征收率很低,并且对那套税制实施的效果心中没有太多的底。比如当时设定的1994年税收收入目标,如果是征5000块钱,那么,起码在税制框架设计上要征到1万块钱。在税收制度的设计环节预留了空间。所以,如果现行税制不做调整,可以预期税收收入增长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今年第一季度税收收入的数字已经超过1.1万了,增速是25.5%,财政收入的数字已经将近1.2万了。到今年年底可以看到,超收情况和前几年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财税改革目标何在
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推出了五六项改革,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出口退税等都在动。但仔细看起来,基本都属于小打小闹。重头戏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国内增值税加进口环节所得税,内部企业所得税再加上外资企业所得税,占到2006年全部税收收入的66.1%,这才是大头。这个不动不行,但政府在推动税制改革方面的动力不是很强。
最终的税收收入都要落到财政支出。从28年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变化的基本轨迹来看,1978年的支出占比是31%,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下降,甚至下降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所以,1994年搞税制改革后到1996年比重探底,是百分之十一点多。从此开始转为上升。2006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0%。看起来已经呈现了一种“V”字形,当然是不完全对称的。如果再考虑到真正列入到预算内的政府支出不是全部,还有社会保障、非税的收入、制度外的收入等。2006年这些收入也得在2万亿以上,还没算上土地出让金收入。2006年的财政支出是4万亿,把这2万亿再加上去,占GDP的比重就可能突破30%。这就成为完全对称的“V”字形了。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资源配置格局已经出现了“体制复归”的现象,这是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