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70年代的人,是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或者将要成为这个社会中流砥柱的群体。相比较60年代的兄姐,他们对新生事物更加敏锐;相比较80年代的弟妹,他们身上中国传统的印记更加鲜明。他们的童年,虽然也曾动荡,但那种动荡更加模糊,而不刻骨铭心;他们的少年时代,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足,但却没有高楼大厦里防盗门的阻隔而充满集体游戏的乐趣。尽管这种乐趣在如今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少得可怜,但它依然散发着手足交错的温暖和实在;他们的青春时代,充满太多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是国门初开时外来文化的洗礼,更多的是来自他们自身。他们的眼睛、耳朵、还有逐渐丰满的身体,都承受着这个古老国度焕发青春光彩时所经历的一系列阵痛和欣喜。他们需要努力去适应、在他们心智逐渐成长的过程里,时间的风浪也把他们冲上波峰,卷入谷底。”
以上是生于1972年的著名主持人林海在《生于70年代》一书的总序中所写下的一段颇有点回忆录意味的文字。而这本2005年8月一出版就风靡一时的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热门的炒股书,只是一大堆碎片的集成,从动画片到电影、电视剧、食物、衣服、教育等不一而足。这恰恰验证了某个对70年代生人的著名论断——还未长大就先怀旧。
然而,从商业的逻辑来讲,对某个人口构成进行结构性分析很可能是必要的,就像美国学者们曾经纷纷研究“X一代”一样,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把人口的变动列入创新的七个来源。
从《首席财务官》自创办以来的几百次采访经验来看,尽管生于60年代的CFO仍然占据着这个阶层最顶端的主流部分(大多是传统大型国营企业的CFO),但生于70年代的CFO已经从凤毛麟角开始屡见不鲜,并在快速消费品行业、高科技企业和新型服务业中大展拳脚,而这些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拉动向投资与内需平衡发展的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社会变革的洪流与无情向前的时间步伐,推动着生于70年代的CFO逐渐登上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的主流舞台,那里有基于全球视野的资本运营、基于信息技术的财务运作和基于投资人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
接下来是否像征服埃及的凯撒返回罗马元老院所说的“我来了,我看了,我赢了”那样呢?
2004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了一场“中国企业领袖论坛”,主题是 “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话”,意在老一代企业家和新一代企业家进行一次思想碰撞。论坛开始时主办方才发现到场的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与老一代企业家相比,“分量明显不够”,为此,不得不临时修改议题。
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巨变:2004年初正式被任命为伊利集团董事长的潘刚,1970年出生,的他已经以其骄人的业绩重振因郑俊怀事件一度停滞的伊利品牌;2003年刚刚从软银获得4000万美元风险投资的陈天桥,1973年出生,已经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巨擘;2004年因连续几年公布中国富豪榜而备受争议的胡润, 1970年出生,其主持的“胡润百富”如今已经被公认为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权威机构;2004年在专业网站领域崭露头角的孙德良,1972年出生,其创办的网盛科技于2006年12月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其本人一举跻身大陆巨富行列。
事实上,一直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要比“70后”企业家的涌现要稍早一些,毕竟两者的事业路径完全不同。通常,社会对“70后”给出的结论是:在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中庸者,在目前的社会中扮演“改良派”的角色。而恰恰国内经济30年来的改革路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良方式,这使得“70后”CFO在财税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和加入WTO等以渐变方式登场的本土商业规则改变中显得尤为适应。
职业选择 :不再从一而终
今年34岁的沃尔沃卡车业务总部财务部总监刘光伟对1996年毕业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虽然上一届的师兄就已基本没有分配,但是仍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面对日本第一圈业银行北京办事处和中信事业银行总行的两支橄榄枝,刘光伟以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也都刚刚起步为由选择了日本第一圈业银行。